之所以將啟蒙時代看作西方現(xiàn)代性的確立，是因為這一時代最大的成就在于：確立了大寫的“主體之人”。這樣一個“人”是偉大的萬物靈長，兼具神性和動物性，他和動物之間最大的區(qū)別是“流動性”，這構(gòu)成了主體相對客體的優(yōu)先性。《圣經(jīng)》中記載了上帝對于亞當?shù)母嬲]：亞當之所以不同于動物，在于他永遠不會有固定的形象，而可以不斷流動、移動、變化和發(fā)展。人是主體，動物則只能是客體或?qū)ο?。主體之人的確立表明人是可以被啟蒙的，人類歷史就可能被改造為線性上升、不斷進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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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蒙時代同時也是歐洲各門學科建立和成熟的歲月，哲學、倫理學、美學和科學之間構(gòu)成了一種默契的合作關(guān)系，即將自然世界、外在對象的領(lǐng)域完全交給自然科學支配，而人文科學則將所有的關(guān)注和精力都投注到對于“人”自身的研究上來。這種清晰的劃界并沒有阻止自然科學向人文領(lǐng)域的滲透和影響，卻將人和物、人類與世界真正地隔絕開來，不知不覺間人文學模仿著自然科學，在學科劃界過程中真正受到限制的其實是人文科學自身而已。

以美學建立為例，這是18世紀啟蒙時代的一個重要事件。美學建立包含著深遠的意義：首先確立了“美”和“藝術(shù)”作為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的某種客觀性，從前眾說紛紜的答案開始有了對與錯的分野;其次是將美學歸結(jié)為感性學，即對于人類感性領(lǐng)域的研究，這一點影響至深，標志著一種物我兩分、以我觀物的二元對立原則最終確立。恩斯特?卡西爾就從啟蒙時代的美學問題上看到了笛卡爾理論的影響，按照后者的學說“一切存在物如果想被清楚明白地想象和理解，必須首先被還原為空間直觀的法則，必須被轉(zhuǎn)變?yōu)閹缀螆D形”，這是與啟蒙時期美的客觀性原則一致的，科學理想同藝術(shù)理想之間產(chǎn)生了完美和諧，“美學理論只是想遵循數(shù)學和物理學已經(jīng)走過的同一條道路”。真與美在古典主義美學觀照下是一致的，但這種一致包含了對于“美”的某種降格——18世紀最高的理性原則、對探求自然規(guī)律的高度自信，預設了可以說“只有真才是美的”，但不會說“只有美才是真的”;如果說中世紀的哲學是神學的婢女，那么啟蒙時代的哲學則是科學的婢女，而美學則是婢女的婢女。

其實，在20世紀中期的存在主義哲學尤其是海德格爾哲學觀照下：美學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存在問題的。那種將美學研究的“目標”設定為“美”，將其對象設定為“感性”領(lǐng)域的原則，其實就是將“人”與“存在”分開的同一原則：在將“人”大寫之后，卻將真正的“存在”去魅，藝術(shù)被趕出了真理領(lǐng)域，最終導致的結(jié)果是真理和美的分裂。從此，人類將感性鼓勵出來，成為與倫理、政治、實踐和生命無關(guān)的“美”，同時可以放心大膽地在所謂“對象”領(lǐng)域為求“真”而不惜任何代價。然而，美學問題根本上是真理問題，在藝術(shù)和詩中包含的真理才是真正的、未經(jīng)遮蔽的真理。美學學科的建立就是“存在”真理的被閹割，是對科學主義的一次縱容，對美和藝術(shù)的探求被庸俗化為一門學科，其包含的生命存在和倫理緯度則被遮蔽了。

不難想象，這種標榜大寫的人，主張人類理性無限進步的啟蒙信念與“人法地、地法天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”的中國哲學相遇，必然會產(chǎn)生怎樣劇烈的沖突。結(jié)果無非有二：要么接受對方融入自身，要么強化自身特征排斥他者。處于現(xiàn)代性強勢心理之下的西方選擇了第二條道路，從而將所謂天人合一、物我兩忘的東方哲學從自己身邊推開，建構(gòu)為停滯、落后的野蠻，進一步強化了自身所謂“文明”的形象。其實，孰為文明，孰為野蠻的問題并非如此簡單，而包含著復雜的歷史文化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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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體之人的凸顯并確立標志著西方最終告別了童年，褪去了古典主義時代最后一抹神圣“光暈”(Aura)，進入和投身到機器文明的灰色年代當中。從此開啟了近代西洋文明心靈的符號，即“向著無盡的宇宙作無止境的奮勉”。鋼鐵原則代替了藝術(shù)原則，理性取代宗教成為新的信仰，藝術(shù)和美則被建構(gòu)為一門專業(yè)從而徹底邊緣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