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機（甘肅） 書法

圣是中國有志者的終極追求，堯舜禹，夏商周，每一位以天下為己任之賢達者，無不心向往之。圣的根本在內(nèi)，無為而至無極，是形而上的；與之相對的是王，是外在的行和為，是很多看得見的真真切切，內(nèi)圣外王是儒家最完美的境界。

天地人謂之三才，王居其中，理應有通天接地的義務，通、接當然是一種形容，但至少要有把天地人合而用之的能力，同時這個能力還是復雜、多樣、變化的。但因為他有一種內(nèi)在的化合能力，故外在之一切悉呈通融匯洽之狀。

一個內(nèi)圣外王的人，不止擅長“十八般武器”，而絕妙是皆能如一。治國、治軍、治人無不如此。

王羲之被尊為書圣，自是諸體悉備，精妙入神。且諸體之間氣韻通貫，格品相連，即便如《懷仁集圣教序》，有純粹點畫組接者，亦極和其意。所謂“囊括萬殊，裁成一象?！闭齼?nèi)在散逸之氣凝結之謂也。夫古之“名世”（非為這一時代有名，而是可代表這一時代，文化者如周公，如孔子也）書家悉然之。比如鐘繇，善真書卻天然勝，而功夫自在；張芝，善草書而功夫勝，又天然自存。可見字于鐘、張，體貌上是分，而本根上是合。

今日之展覽會，把真、行、草（含章草）、隸、篆完全分開，且各體之間一無聯(lián)系，不免令人咂舌。張懷瓘說“氣通于隔行?！逼鋵崳M止于此，必法韻通于隔體也。

以文字觀之，至魏晉，而真、行、草（含章草）、隸、篆五體成熟完善，但以法書觀之，很多新體或剛剛興起。此處所言之“五體”，與“新體”固非一事，然，書法歷久彌新，代有名家的根本正肇于斯。

從形貌的“破體”、“合體”來看，秦人簡牘中已屢見端倪，晉人的尺牘中，則隨處可見，到了王獻之便直采其名，唐代陸柬之又完全承襲，故歷代于此并不為怪，不怪者正內(nèi)在氣息、氣格、氣韻之通合，簡言之，內(nèi)圣也。此亦正是中國書法要讀書，要涵養(yǎng)，要精神的根本所在，舍棄了這些，徒具形貌，莫說“破體”、“合字”，即便同一字體，亦不可合也。

中國書法史，每代均諸體紛呈，客觀制約，主觀審美互為作用、互為轉換。比如東漢，居于文化中心的豫、魯之地，自然不同于荒地邊陲，所以孔廟三碑這樣極具高級文人意味的作品，只能在豫、魯諸地誕生，而《西狹頌》、《埔閣頌》只能出現(xiàn)在遠離中心的甘隴之地；又比如魏晉時期，實際上自曹操寫了《讓縣自明本志令》，魏晉散文就和兩漢文章有了變化，書法之變此刻則更為明顯。文人門閥之擅與平民百姓之好差若云泥，故《爨寶子》、《爨龍顏》成于云南曲靖，《好太王碑》成于吉林集安。加之時俗所尚，文人士大夫是不會以翰札之體寫碑銘墓志的。書法因精英文化之變化、之發(fā)展、之巔峰，于此足可窺之。后之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諸朝，概莫如是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趙宋時期，因為活字印刷術的興起，出現(xiàn)了以顏、柳楷書為體勢的宋體字，并以此印制書籍，廣為流布，這一字體之產(chǎn)生，對后世之書法破壞極大，因為人在讀書過程中的潛移默化，宋體字整齊劃一的形狀已經(jīng)留有印象，而在此之前，所傳之書均手抄而成，一本一體，不具框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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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貌合于內(nèi)體，猶外王合于內(nèi)圣，此書法高明神秘不可離心處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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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書無論幾體，亦必以合為其終，合而能美為其極，此正合之難處，亦正合之妙處，此亦魏晉之書高于后世之本也。

周祥林（中國書法家協(xié)會理事）